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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抛物要治,社区治理失序更要治
2019-11-08 14:58:43 点击数: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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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回答问题]

在前面写

最近,从高空投掷物体危及人身安全的事件频繁发生,引发了激烈的公众讨论。同样,乱停车、不文明养狗、乱扔垃圾等现象已经成为影响城市文明的阴影。这些事件背后有很深的原因-

在快速城市化和陌生人社会迅速取代熟人社会的过程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心态没有得到提升和重塑。由于“陌生人”感到“没有丢面子”,传统地方社会和邻里关系中的自我调节和羞耻约束逐渐丧失,公民自治的内在动力大大减弱。由于缺乏对日常不当行为的标准定义、有效监测和纪律约束,难以提高社区治理的法治化、科学化和精细化水平。

社区不仅是公民生活的物质空间,也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把社会治理的重心下放到基层,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光明智库特邀专家将与您探讨如何形成建立和共享共同治理的社会治理新模式。

本期嘉宾

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院长、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龚皮祥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管理学院/社会科学学院张李如教授

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社会工作委员会秘书李伟

社区治理的积弊反映了社会文明的无序。

光明智库:禁止在高空扔东西、乱停车、养狗不文明,这不仅是个人道德的损失,也是社区治理的混乱。你认为这些现象怎么样?

张李如:个人是构成社会的最小细胞,而公民自治是实现社区和社会有效治理的最佳手段。社区层面的治理困境甚至悲剧根源于公民自治意识和自治能力的缺乏。这里的公民自治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作为个体公民自发形成的社会公共道德;二是以社区为单位形成的道德约束机制。

从公民个人的角度来看,公众道德意识缺乏。城市社区居民的生活相对独立,他们之间的互动存在“不可持续性”。公民缺乏采取公共行动的约束机制和动机。从社区的角度来看,缺乏对话和谈判的意识。近年来,城市社区居民的异质性与过去相比明显增加,社区居民通过平等协商采取一致行动的意愿下降。同时,现代城市生活的快速步伐使得居民几乎没有时间参与社区建设,即使他们有参与的意愿,也缺乏相应的组织和行动平台。

李伟: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体变得更加多样化。各种社会组织在居民自治、公共问题讨论和公益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从表面上看,上述社区“小事”是社区治理中的个人越轨和无序,实际上反映了公民道德素质培养与社会转型发展脱节的问题。

龚皮祥:当代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高空抛掷物品等文明无序现象频繁发生,这意味着一些个体需要提高文明素养,城市基层社区治理体系需要完善。社区是城市居民的生活家园,是城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在新时期的城市文明建设中,必须把新型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治理文明无序,全面提高法治社区治理水平。关键是要把自治、法治和德治的内在结合作为构建新的社区治理体系的基本要求,使之成为提高社区治理能力的有效载体,从而巩固社区治理的基础,遏制文明无序。

用集体行动逻辑制约私权扩张维护公共领域

光明智库: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我们的城市正在从熟人社会向陌生社会转变。社区治理如何跟上社会转型的步伐,促进人们观念和行为的转变?

张李如:深入分析中国基层社区治理的不足,首先要理顺伴随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两对关系:一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第二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单位制和公社制,物质文明相对匮乏,“政治社会”的管理体制严重挤压了私人生活空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和发展。城市社区制度取代了单位制度,从而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ogburn)多年前提出了“文化距离”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变化过程中社会各个部分变化速度的差异所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非物质文明的发展和变化滞后于物质文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城市化建设推动了公民生活空间从乡镇向城市的转变,但难以同时推动公民的地方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

消除“文化鸿沟”需要分阶段进行,例如通过社区融合和社区建设,以逐步提高居民的公共道德。一些学者还认为,可以在市场和政府之外找到第三条途径来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这条道路是激发公民意识,采取集体行动,实现独立治理。社区居民可以采取集体行动的逻辑限制了私权的扩张,维护了公共领域。举例来说,我们会透过成立社区义工队及定期举行居民商议会议,促进公共空间的有效利用及有效维持社区秩序。

李伟:在社会转型时期,原有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遭到广泛质疑或严重否定,而新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尚未被广泛接受。这使得公民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和约束,进而呈现出某种无序和无序。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社区人员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居民行为不端的催化剂。然而,根本原因是社会文明水平低下和社区规则建设不成熟。

龚皮祥:在文明的城市社会中,没有一般的法律规则,很难实现城市社会生活关系的统一调整,也很难保证稳定的社区治理秩序。在推动社会治理跟上社会转型步伐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好的经验:拥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地方法律法规,并对乱倒生活垃圾制定了行政处罚条款;一些省人大常委会和市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养犬管理条例,详细规定了养犬人行为守则,并制定了相关法律责任条款。

以德治国往往会对城市社区居民的行为取向产生明确的指导思想、规范和评价功能。在从熟人社会向陌生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德治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城市文明行为规范有机地融入社区居民公约,建立有效的道德激励和约束机制。

加强公民责任感的共同治理多学科咨询

你如何看待“人人扫门前雪”的异化所造成的社区治理中的“公地悲剧”?培养公民责任感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张李如:关于“公地悲剧”,我们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早在70年前就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当你说它是公开的,这几乎意味着你可以利用它。”这种心态在当代城市社区仍然存在,会给整个社区治理带来隐忧。对此,我国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等部门进行了探索和实践,积累了培育公民公共道德、促进基层社区有效治理的宝贵经验。

例如,在笔者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长期研究中,北京市朝阳区许多社区在政府资金和社会组织专业力量的支持下,普遍开展了社区建设和社区建设项目,对培养公民的公共道德和集体行动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组织通过培养和建立社区志愿服务小组,定期组织和举行驻地代表审议和协商会议,帮助社区解决从检修井盖到修车棚等社区公共问题。通过发现、收集、决策、实施和总结的全过程,居民的自组织能力得到大幅提高,基本达到了脱离社会组织、有效运行的目标。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多个主体协商共同治理,探索和培养社区自组织能力,最终实现基层社区的有效治理。

李伟:在社区生活中,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有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存在差异和制衡。我相信,随着社区治理的进一步深化,“公地悲剧”不会长期阻碍社区发展。例如,近年来,北京市西城区探索通过社区协商培养居民的公共责任意识。目前,自下而上已经形成了四级协商机制。建立了6084个楼院评议平台、1015个网格评议平台、259个社区评议平台和15个街道评议平台,建立了“按需提问、协商评议、自主管理、服务私人事务”的参与式社区层级协商“微观治理”模式。

自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德治是灵魂。

光明智库:城市管理应该像刺绣一样精细。目前,社区和居民应该做些什么来使现代城市更有吸引力和美丽?

龚皮祥:在新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中,自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德治是灵魂。这三者必须结合起来。

在自治方面,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建设。应认真实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2018年),进一步完善以城市社区党组织为主导的基层社区居民自治机制。履行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职责,组织社区居民参与规范文明行为的专项治理活动,积极协助城市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构开展有针对性的社区治理活动;充分利用城市社区居民会议、居民团体等组织载体,研究解决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突出问题。

在法治领域,要逐步建立城市社区惩恶扬善的法治机制,积极探索将居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和维护公共利益纳入社会信用体系。我们不仅要重视国家法律的调节功能,还要充分认识社区居民自治法和居民公约的社区治理价值,使之成为一个与国家法律相联系的现代城市社区治理规则的社区。我们应该拿起法律武器,依法追究那些犯有内乱的人的法律责任。例如,中国《侵权责任法》第87条明确规定,从高空投掷物体对人造成损害的,无论投掷物体是故意的还是过失的,都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在德治方面,应加强案例警示和道德判断,积极引导城市社区居民尊重道德、向善。不断强化道德教育的作用和启示,使其成为社区治理的内部调节机制,重塑新时期社区治理的道德氛围。

张李如:社区治理属于现代城市管理的范畴,体现了自治、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价值理念和工作方法。其特点和目标取向是遵守法规、多方参与、协商共同治理、自治和集体行动。

英国是社区建设的发源地,在发展社区非营利组织、提高社区安全水平和繁荣社区文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日本的城市社区高度自治。政府通常负责制定计划、提供资金和审计监督,并将具体事项移交给非政府组织,这与日本社区建设中的公民文化密切相关。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社区建设和管理具有共同的特点:组织体系完善、法律法规健全、服务理念突出、资金渠道广泛、专业要求高。

这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培育居民公共道德,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建设,放开社会组织融资方式,拓宽基层社区资源链接渠道,加强社区社会工作者职业能力和团队规模建设。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在社区治理方面也积累了许多良好的经验,值得在全国推广。例如,北京市东城区创建了“多元参与协商的社区治理新模式”;江苏省太仓市创造了“政府与社会互动”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通过“民生大锅菜”等创造了“社区治理新模式”。

李伟:从我们自己的实践来看,北京西城区从2018年的部分街道试点到今年在全区逐步推广使用“西城社区链接”平台,积累了一些经验。通过“在线活动注册、离线参与、在线问题建议、离线解决”等方式,实现了自主性,建立了在线和离线联动机制,形成了“提出问题、筛选检查、开展谈判、形成项目、促进实施、评估效果、建立公约”的工作链。真正实现了群众讨论、协商、共同组织、评价自己的事务,增强了居民的主观意识,初步形成了社区生活共同体。

项目团队:

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姣、王思敏、王美英和蒋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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